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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11月2日下午舉行聯組會議,結合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進行專題詢問。
發改委、商務部、環保部、住建部、農業部、衛計委、財政部等多部委集中回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們提出的關于固廢利用處置的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包括研究制定固廢防治指標體系,將涉危險廢物企業環境違法信息計入社會誠信檔案等一系列的政策、目標正在積極制定和推進之中。
既詢問對策也要求拿出時間表
針對每年新產生超過100億噸、歷年堆存600億~700億噸的固廢利用處置問題,從固廢減量、危廢監管到快遞包裝、城市垃圾處理費等,委員們事無巨細,每一方面都詢問對策,同時詢問相關時間表。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蒲長城說,可不可以按照大氣、水污染防治治理定期公布結果的模式,建立一套固體廢物處理的指標體系,可以適時公布各地的工作進展情況。
針對危險廢物處置能力不足、工業固廢堆存量逐年增大的現象,許振超委員詢問,將采取哪些措施來提高危險廢物處置能力,如何推動工業固體廢物的資源化和減量化。在聽了環保部部長李干杰的回答后,許振超進一步追問:在危險廢物處置設施能力調整方面,有沒有一個時間表,預計能在幾年內完成?
何曄暉委員詢問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收費問題和關于醫療廢物處理的監管問題,得知財政部正在研究制定全國統一的城鎮垃圾處理費征收使用管理辦法后,何曄暉進一步詢問:什么時候可以出臺?
此外,委員們還詢問了關于建筑垃圾資源化、農業廢棄物無害化處理等相關問題。
環保部長:強化危險廢物轉移監管
近十年的時間,持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單位從800多家增加到2149家,處理能力從過去的700多萬噸,增加到現在的6471萬噸。而每年新產生的工業危險廢物約4000萬噸,產生量遠低于處理能力,為什么還會存在利用處置問題?
李干杰稱,實際上,危險廢物處理能力真正發揮作用的只是四分之一左右,建了不少,沒有真正用起來。主要是因為企業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由于危險廢物處置費用比較高,不少企業受利益驅使、逃避環境監管,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的案例時有發生。危險廢物的非法轉移具有比較強的隱蔽性、隨機性,基層的監管力量比較薄弱,導致監管工作不能全覆蓋。
為此,李干杰指出,下一步將切實抓好幾項工作,包括:摸清底數,準確掌握監管對象的范圍;源頭防范,嚴格落實好企業主體責任;加強過程控制,強化危險廢物轉移監管;優化配置,加快處理處置能力建設;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統一監測監察執法體制。
李干杰強調,建立環保信息公開平臺,要求企業公開危險廢物相關信息,聯合公安機關繼續嚴厲打擊涉危險廢物違法犯罪行為,確立涉危險廢物企業環境信用評價的法律制度,將涉危險廢物企業環境違法信息計入社會誠信檔案并向社會公開,把社會監督力量發揮出來。
“什么時候能夠把所有的危險廢物處理好,把6000萬噸利用處置能力完全利用起來,坦率講現在確實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我們一定會非常努力盡快落實,爭取早日完全達到這個目標。”李干杰說。
發改委主任:準備研究調整“限塑令”
針對快遞業包裝大量增加的問題,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提出了研究調整“限塑令”的辦法。
何立峰指出,下一步將配合做好循環經濟促進法的修訂工作,把推行商品和快遞包裝減量等要求,用法律手段加以明確規范;及時調整相關政策,準備會同相關部門研究調整“限塑令”,研究制定在電商、快遞、外賣等行業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裝使用的相關實施方案,并且督促地方,特別是城市加大落實的力度。
同時,何立峰指出,推廣新型材料,征集、篩選技術成熟、產業基礎比較完善的可循環、可降解的包裝材料,在條件成熟的領域和行業推廣使用。目前正在進行調研和收集;加強執法檢查和宣傳引導,要進一步建立限制過度包裝和“限塑令”監督檢查的長效機制。
此外,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正規回收處理企業累計拆解總量已超過了3.4億臺,占理論報廢量的60%以上,但還存在一些不規范回收、拆解行為還沒有完全杜絕、處理基金不足,以及正規收集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的渠道不通暢的問題。
為此,何立峰指出,下一步,在電器電子領域進一步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要求,支持電器電子產品生產企業開展綠色設計;依托銷售網絡建立逆向物流回收體系,正在研究起草“互聯網+”資源循環行動方案,建立信息化回收網絡平臺;研究完善基金征收補貼方式和標準,進一步完善基金的征收和補貼方式,發揮基金對行業發展的促進作用;要清理整頓行業亂象,將取締一批非法拆解企業和集聚地。
財政部副部長:完善城市垃圾處理收費方式
現在生活垃圾的收費制度,主要基于2002年發布的《關于實行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促進垃圾處理產業化的通知》和《關于推進城市污水、垃圾處理產業化發展的意見》構成的。
現行制度對促進垃圾處理處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存在一些問題。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稱,從實施情況看,有些地方把生活垃圾收費作為行政事業性收費,有些地方將其作為經營服務性收費來管理。經營服務性收費要體現自愿有償原則,不具備強制性。各地收費主體差異比較大,有些是住建、市政、城管這些部門收取,有些是由供水、環衛等企業來收取,還有些是由政府或企業委托小區物業、居委會等單位來收取。另外,由于居民居住的分散性,一些無物業小區大量存在,征收垃圾處理費的成本較高,收費制度的強制性和規范性不夠,居民繳費意識不強,征收率普遍偏低。
針對這些問題,張少春指出,財政部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全國統一的城鎮垃圾處理費征收使用管理辦法,擬從制度上增強收費的強制性和規范性。
張少春強調,主要有幾點考慮:明確收費的性質,將垃圾處理收費作為行政事業性收費來管理,將原來分散的征收主體,考慮統一改為由城市住建部門來征收;探索完善收費方式,將垃圾處理費與水費、燃氣費和其他收費合并來收取。這樣節約行政成本,提高費用的收繳率;明確征收標準的制定原則,要求各地結合城市的規模、垃圾處理的水平、經濟發展程度、環保要求等因素,按照覆蓋成本、合理營利的原則來制定收費的標準。
同時,鼓勵各地采取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政府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共同參與城鎮垃圾處理設施投資、建設、運營等;規范監督和法律責任,建立生活垃圾處理事項公開、公示制度,更好地接受社會監督,并強化收費主體的法律責任,堅決遏制亂收費。